二十五歲時，我第一次談“死亡”（一）

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文/劉超

在一路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會和很多抽象的名詞迎面相遇，比如說“愛情”、“責任”、“選擇”、“孤獨……不管是順遂還是坎坷，我們都不止一次地思考這些抽象名詞背後的深意，在和它們逐漸磨合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自我。可對於像“衰老”、“絕症”、“死亡”這樣的話題，我們都儘量小心翼翼地避開，或者說覺得它們並不是我 們生活的主旋律，離我們太過遙遠。

這個月我讀了一本名為《最好的告別》的書，是一位美國外科醫生撰寫的。這本書不是小說，沒什麼跌宕的情節，裏面有很多略顯枯燥的冗長的醫學名詞，這並不妨礙它帶給我的震撼，它第一次將我推向“死亡”這個話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在腦中看見了若干年後年邁的爸爸、媽媽以及自己。

我不斷地和想像中的自己對話。我問自己，如果在晚年的一次疾病治療後，我會坐上輪椅，我是否願意用失去獨立行動的代價換取生命延長五到六年。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又把這個時間縮短為一到兩年，我發現，這時做決定的困難增大，我開始產生動搖，但最後還是回答了願意。我一次次地把這個時間縮短，在三個月的時間的時候，我選擇了拒絕，我不願意為了多活三個月，而忍受數年都在輪椅，依賴別人的幫助才能上廁所、進食、穿衣、洗澡的日子。關於死亡或者老年的思考，實質上是一個關於生命品質和生命時間如何權衡選擇的思考。沒有絕對的對錯，但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們會逐漸明晰我們對於生命最後時光如何度過的底線。

在到達生命終點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處於一個叫做“衰老”的階段。衰老是一個不斷喪失的過程。血液流動的速度會變得緩慢、曾經堅固的牙齒變得鬆動、輕快的腳步變得越來越蹣跚、明亮的眼眸變得粘稠渾濁。在衰老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患上各種疾病。有些疾病讓我們從此開始依賴藥物，有些疾病則直接讓我們隨時處於死亡邊緣。描繪衰老的圖景，總是讓人不舒服，但我們得承認，不管我們現在處於哪一個人生階段，這都是我們最後的路程。

《最好的告別》的作者是一位外科醫生，就像很多外科醫生一樣，他經見過很多次的生死離別。他的父親70歲時患上惡性腫瘤，作為家人必須審慎地思考和決定老人術後風險以及病情稍微穩定後的老年生活。作者帶父親去了很多的養老醫療機構和生活輔助機構，這些機構普遍都配備技術精良的醫生、專業高效的護士、設施齊全的生活用品，但作者的父親都拒絕了。只是因為這些機構不允許他將一直陪伴自己的寵物帶進來。

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 人類的平均壽命已經大大延長。一個即使被檢查出絕症的病人，也可以在醫學手段的干預下，延長一段生命。在過去的幾十年內，醫學科學使得數百年來關於死亡的經驗、傳統和語言過時了。並給人類製造了一個新的困難：如何死。

類似於心臟除顫器、呼吸機、喉管、食管這類冰冷的醫療器械，我們會因著對自己生命延長的渴望和對親人生命無限的挽留，而不得不將他們用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