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何曼莊】
我在紐約的室友全員都是巴黎人,這是一個巧合。
結論是,我很適合跟巴黎人同住,我跟朋友說,我的生活習慣跟巴黎人非常接近啊,住在巴黎的朋友回答:「就是喝很多咖啡/酒,而且整天碎嘴。」差不多就是這樣。
跟巴黎人聊天不可能不喝酒,也不可不陷入激辯,對巴黎人來說,衝突才是真愛。
Café在巴黎並不是「咖啡館」,它通常有正式的廚房提供正餐,更重要的是,有酒、有酒、有酒。Café文化全盛期在二十世紀初,當時的巴黎平均每三百人就有一處飲酒場地,是全球酒肆密度最高城市,是紐約的三倍,倫敦的十倍以上*。咖啡文化的源頭巴黎左岸,跟在咖啡廣告中看到的完全相反,既不輕盈、也不浪漫,它嘈雜、歡騰、有時暴烈,若有一群人激辯後陷入打鬥,店家就直接從落地門把他們踢上人行道,人打完了,拍拍屁股路過幾間店鋪,又走進另一家Café。
當年的Café還百分之百是雄性天下──規定女賓止步。許多工人運動在此策畫,富裕公子哥在此買酒贊助窮困的文學家,偶有前衛女性身著男裝翩然降臨(例如把牛頓著作翻譯成法文版的物理學家夏特萊侯爵夫人),總之當時的咖啡館,完全沒有工夫陪你浪漫,世界正在進步,大戰即將來襲,而文藝,思潮洶湧。
現代的巴黎年輕人也許會在咖啡館裡滑手機,但有些優良傳統依然沒變,其中之一就是任何社交活動都必須以喝酒開始、喝酒結束,這也就是為什麼劇院一定要有Café。
舞台原本就是為了挑戰現存的時空概念而存在,世間的一小時,在舞台上可以是一光年,可以是無限浩瀚的太空漫遊,也可以是小於米粒的微物之神,而劇場裡的咖啡館並不是終點,只是通道。紐約曼哈頓有林肯中心,布魯克林則有BAM(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照片請參照前頁),林肯中心像是神殿一樣地收集著已經功成名就的主流藝術大家(還有動輒百萬美金的贊助──藝術是非常燒錢的),而BAM從來就以cutting edge──把認知界線狠狠切開,將正在萌芽的優秀前衛藝術團體推上世界舞台。在BAM看戲非常快樂,觀眾席把舞台包得很緊實,生活在音樂中的布魯克林居民(其中很多人也從事藝術工作)隨著情緒與喜好,或歡呼、或感嘆、或是被嚇得驚呆,但BAM之夜的體驗並不是從剪票口開始,而是BAM Café──這個Café在紐約被傳為最佳約會景點,但它開放的時間表並不隨著外面的世界轉動,而是緊扣著演出時刻安排,有表演的日子才開放,演出時間前兩小時起開放晚餐,可預約,也可飲酒,在對當晚表演既期待又稍稍有點緊張的心情中,凝聚兩人之間的藝術性的羈絆──當然也有可能變成隔閡。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去劇院,當然是跟大人去的,那時對我來說全世界最華麗的地方就是台北國家戲劇院。九○年代兩廳院剛落成(1987年底正式啟用)不久,當時可沒有爐鍋咖啡、誠品書店、摩斯漢堡等等,那時的劇院只有附設餐廳「福華劇院軒」,顧名思義就是福華大飯店在劇院的分店,果然如同福華菜色精緻、餐具講究,具有「民國時髦」感的裝潢與制服、走在上面會輕飄飄的厚地毯、隱約的悠揚古典樂,那可不是等人時可以喝一杯茶的價位啊,通常只有必須在劇院待上一整天彩排演出的藝術家才會來這裡吃飯。在我記憶中,有那麼幾次坐在那裡的桌邊聽大人講話,推測是汪其楣老師《人間孤兒1992枝葉版》、以及雲門的《九歌》與《家族合唱》首演時期,對話內容已記不清,只有一件事異常清晰: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羅曼菲老師,對於當時長得太高、五官太成熟、臉上充滿各種青春期尷尬表情的國中生的我來說,優雅又放鬆的曼菲老師看起來就像仙女一樣。
臨走的時候,她問我:「妳的舞蹈老師是誰?」我說:「王連枝。」她說:「是國語日報(舞蹈班)啊。」
在那之後幾年,《九歌》受邀在BAM年度盛事「下一波藝術節」(The Next Wave)表演,聽別人說起把那池荷花帶去寒冷11月的紐約有多麼辛苦,那是雲門第一次在紐約演出。很多年後的今天,去Mark Morris 舞蹈中心時經過BAM,看見即將再次登上「下一波」的雲門新作《稻禾》的海報,想起了已經回去仙境的羅曼菲老師。
我想只要經常去劇場裡的咖啡館,那些往昔藝術家的仙,應該還在左右。
*註:《The Most Dangerous Book, the Battle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
何曼莊
台北人。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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